2011年11月17日，公安部統一指揮29省份警方發起一場打擊假藥的“戰役”。警方發現，假藥遍及全國，涉及幾乎所有藥品種類，流入藥店甚至個別地方的醫院診所；制假者在制假的各個環節，都有正規企業提供服務——“不是打擊讓假藥增多了，而是打了才知道假藥原來這么多。” 
    警方發現的假藥，種類從處方藥到保健藥，從口服片劑到注射針劑，從中草藥到西藥，從國產藥到進口藥等上百個品牌門類，可謂應有盡有。 
    警方在一案中發現假藥流向了內蒙古、吉林、遼寧和黑龍江等三千多家藥店。 
    一些外省籍制售假藥者已經在北京買房，住進了高檔社區。  
    假藥泛濫，迫使中國警方不得不以非常規形式亮劍。2011年11月17日，公安部以“專案集群戰役”的形式，在29個省份同時發起打擊假藥行動。南方周末記者從設在公安部的戰役總指揮部獲悉，大量假藥流入藥店。 
    更為嚴峻的現實是，南方周末記者調查發現，個別省份的醫院、診所，也使用了假藥。 
    公安機關的此役，暴露出我國藥品安全監管領域的諸多問題：制售假藥入罪量刑過輕，制售假藥有販毒的利潤而無販毒的風險；現行法規與實際執法環境脫節，刑事執法操作難；行政監管停留在對藥品經營、流通證照的審批層面，應對當前假藥違法犯罪形勢力不從心。
   
2011 年11 月17 日，北京藥監部門執法人員在出租屋現場清點查抄的藥品。 （吳江/圖）  
    空藥盒引發打假大戰 
    “我告訴加工廠別吃死人，要加點能治病的東西……”  
    一堆用棄的藥盒，引發了一場戰役。2011年7月20日，浙江警方對一輛出租車進行檢查時，在后備廂發現了大量藥盒、說明書和防偽標簽。 
    此案引起公安部高度重視，一場全國性的打擊假藥行動由此展開。警方順藤摸瓜，由此挖出一個范圍涉及23個省，利用收購的空藥盒，通過灌裝、勾兌、改批號等方式制售假藥銷往全國的特大系列假藥案。 
    11月14日，公安部有關負責人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，空藥盒大多收購自一些醫院，真藥用完后，包裝盒、說明書被保潔員等收集售出。一種進口抗癌藥的空藥盒，回收價高達3000元/個。 
    11月17日，在公安部的統一指揮下，這場集群戰役打掉制售假藥犯罪團伙350個，搗毀制假售假窩點1400多個，繳獲假藥3億多片（粒、支），按照正品價值計算，超過20億元人民幣。 
   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，警方偵查發現，假藥生產者為獲取暴利不擇手段。有的收購真藥包裝材料等，利用低檔原料藥、鹽水、過期藥等自行灌裝、勾兌、改批號，生產成假藥；有的制假者為增強藥效，添加國家嚴令禁止、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化學成分；有的偽造批文生產假藥；有的以來料加工的方式生產假藥賺取加工費；有的利用價格較為低廉的藥品重新包裝，冒充價格昂貴的進口藥銷售。 
    警方繳獲的假藥，種類從處方藥到保健藥，從口服片劑到注射針劑，從中草藥到西藥，從國產藥到進口藥等上百個品牌門類，可謂應有盡有。假藥多以淀粉、玉米粉作為主要原料，為使假藥重量更像真藥，制假者往往會添加滑石粉、飼料、鐵粉等。 
    浙江警方破獲的一起制售假藥案主犯交代，“我告訴加工廠別吃死人，要加點能治病的東西，但里面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，反正我不會吃。” 
    河南警方破獲的假藥案顯示，一粒假“萬艾可”的出廠價僅0.3元，批發價為0.5至1.5元，流入市場后的零售價卻高達70元。浙江警方破獲的假藥案顯示，一瓶假“舒肩健腰丸”成本為3元，批發價為6元，流入市場的零售價為50元。浙江警方破獲的一起網絡銷售假藥案中，主犯一年獲利60萬元。 
    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員透露，一些外省籍制售假藥者已經在北京買房，住進了高檔社區。 
    正規企業也制假 
    武漢一家藥廠，為了每顆6厘錢的利潤為不法分子加工假藥。 
    公安部經偵局有關負責人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，警方在打擊假藥的過程中發現，制售假藥者自己不用辦廠買設備，所有生產銷售環節都能找到各種專業機構為其服務。 
    浙江警方破獲的一起假藥案的主犯張某交代，其制售假藥只要找到訂單和樣品，在網上尋找企業生產，然后找人包裝好就行了。 
    為制售假藥者提供服務的，是各類正規企業。包裝材料，由印刷廠、塑料廠承擔；有的則是從醫院成套收購用過的真藥藥瓶、包裝盒。黑龍江省公安廳經偵總隊的葛陶然支隊長介紹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的一些大醫院，收購藥盒者會事先告訴保潔人員等，要收集沒有損壞包裝和防偽標簽的藥盒，便于制假時恢復包裝。 
    假藥的原料，則由一些化工廠、藥廠和保健品廠生產提供。該負責人說，一些正規的化工廠生產假藥原料，并以化工原料的名目出售給假藥制售者，一噸的價格不過數萬元。 
    這種行為，藥監部門無權管，其他部門也不管。武漢一家藥廠，曾被發現為了每顆6厘錢的利潤為不法分子加工假藥。 
   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，在上海警方破獲的一起假藥案中，有1家正規藥企為其研制配方，6家化工廠為其生產藥粉。 
    運輸，則由一些物流公司完成。在黑龍江警方破獲的兩起假藥銷售案中，為兩團伙提供物流服務的公司多達十多家，有些物流公司甚至還能為制售假藥者提供代收貨款的服務。 
    各省警方在打擊中還發現，越來越多的制售假藥者具有醫藥、化工技術背景。上海警方在破獲的一起假藥案中發現，兩名主犯均畢業于知名大學的化學專業，兩名技術人員則均是省級醫藥研究所的工程師。 
    11月17日，南方周末記者在公安部統一打擊假藥的視頻指揮現場獲知，部分省份發現有藥店工作人員參與制售假藥的情況。 
    大量假藥流入藥店 
    在個別省份的正規醫院，也發現了假藥流入。 
    2011年11月16日，黑龍江省公安廳經偵總隊的葛陶然支隊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從破獲的假藥銷售團伙所用的電腦中，警方發現假藥流向了內蒙古、吉林、遼寧和黑龍江等三千多家藥店。 
    11月21日，黑龍江省食品藥品稽查局副局長張林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，目前只能說，這些藥店都從不規范的渠道進了藥。但從不規范渠道進的藥，未必都是假藥，也可能是藥販子賣的真藥。 
    南方周末記者從黑龍江省藥監系統內部獲得的資料顯示，11月18日該省藥監局向各地市藥監局發出了稽查函。該函顯示，該省破獲的上述假藥案涉及9家虛假注冊的醫藥公司，這些醫藥公司的藥品流向了黑龍江省13個地市167個縣市的兩千多家藥店，銷售金額多達350萬元。 
    在葛陶然的電腦里，貯存著數百張警員清查售假藥店的照片。南方周末記者注意到，不少藥店都掛著“低保刷卡定點藥店”的牌子或“醫保定點、保真藥方、假一賠十”等內容的廣告牌。 
    假藥流入藥店，并非黑龍江獨有。11月17日，公安部通報，河南等20個省份公安機關聯合打掉2個生產假藥并向144家藥店、診所銷售的犯罪網絡。遼寧警方破獲的假藥案中，也發現大批假藥銷售給了藥店。 
    11月18日，有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，參與公安部統一打擊假藥行動的29個省份，基本都發現了假藥流入藥店的情況。其中，中西部地區和偏遠省份、城鄉接合部、農村地區的小藥店、保健品店、私人診所流入假藥的情況較為嚴重。 
    在個別省份的正規醫院，也發現了假藥流入。11月21日，黑龍江省伊春市藥監局局長徐長江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，位于該市的黑龍江省林業腫瘤結核病醫院，在替癌癥患者徐秋治療時使用的“卡培他濱片”被查證屬假藥。這家醫院一共被查出80盒假冒“卡培他濱片”藥品。 
    一名長期關注假藥犯罪領域的專業人士則透露，在個別省份省會城市的中心醫院、中醫院和兒童醫院均有假藥出現，一些中小城市、郊縣地區的民營醫院、鄉鎮醫院和農村衛生室，假藥情況則更為嚴重。 
    監管力不從心 
    “我干了這么長時間，從來沒有人管過我們。” 
    有時候，朋友會問黑龍江省食品藥品稽查局副局長張林，“怎么搞的，假藥越打越多？” 
    11月21日，張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他一般會解釋：不是越打越多，而是過去打擊力度不夠。黑龍江省公安廳經偵總隊的葛陶然支隊長也認為，“不是打擊讓假藥增多了，而是打了才知道假藥原來這么多。” 
    假藥泛濫，顯然與監管乏力有關。一名參與打假的警員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，如果監管到位，假藥就不會這么多，也就不需要警方投入如此多的警力去打假。根據公安部提供的信息，11月17日的打假行動中，29個省份投入了16000多名警力。在最低溫零下十多度的哈爾濱，參與打假的警員沒日沒夜地蹲守布控，一些警員近半個月中幾乎沒回過家。 
    鄭毅，在北京一家醫院工作前，曾在河北一家縣人民醫院工作過一年。他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，在縣醫院工作期間，不時會有衛生局、防疫站等單位相熟的官員向他炫耀：逢年過節，就去不同的鄉鎮藥房、衛生所檢查有無過期藥及假冒偽劣藥，被查的一般是逢年過節“不懂規矩的”或“縣里沒關系的”藥店及診所，只要事主交齊罰款就能拿回被查扣的問題藥。 
    一位長期研究假藥犯罪的研究人士透露，國家對藥品生產、銷售、使用有一套完整的監管制度，但在實際操作中流于形式。化工廠為制假者生產假藥原料，無人監管；網上假藥銷售信息泛濫，沒有具體的部門查處。曾有制售假藥者向警方交代，“我干了這么長時間，從來沒有人管過我們，甚至買藥的人要求退貨，政府還幫我們調解過，也沒處罰。” 
    在警方所破獲的假藥案中，部分正規的醫藥銷售公司為了牟利，讓一些沒有藥品經營資格的個體售藥者掛靠并為其提供票據。這種被稱為“過票”的做法已成為潛規則，假藥因此大行其道，進入藥店甚至醫院。 
    江西中醫學院教授王素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藥監部門存在人手不夠、執法力度不夠等問題。黑龍江省食品藥品稽查局副局長張林介紹，整個黑龍江省藥品稽查人員不過500人，在一些偏遠的縣市，稽查人員則只有幾個人，執法力量相當有限。 
    如何有效阻擊假藥 
    量刑過低，使得制售假藥“有販毒的利潤而無販毒的風險”。 
11月22日，王素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目前監管的重點放在發現假冒偽劣藥品后的追查和處理上，忽略了從源頭上進行防范的事前控制和生產過程中的事中控制，使一些不法行為不能被及時發現。 
    公安機關的介入，對打擊假藥立桿見影。事實上，警方也有為難之處。公安部經偵局有關負責人介紹，刑法此前規定，生產、銷售假藥必須“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”才屬犯罪，而公安機關很難認定查處的假藥是否嚴重危害人體健康。現在“刑法修正案八”刪除了這一條，但類似的規定還有很多，如規定制售假藥需達到一定金額才能入罪等，仍存在假藥的入罪門檻過高的問題。 
    另一個現實是，假藥制售者為了逃避打擊，一般不會有詳細的賬目，也不會囤積大量假藥，只要達不到規定的金額就無法入罪只能執行罰款等行政處罰，起不到打假效果。 
    量刑過低，使得制售假藥“有販毒的利潤而無販毒的風險”，也一直是外界認為假藥打擊乏力的原因之一。按照刑法規定，未造成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制售假藥違法犯罪分子只能處以3年以下刑期。黑龍江省一名參與打假的警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，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制售假藥者，一般都會通過各種方式獲得緩刑。往往打擊行動還沒結束，早期抓獲的制售假藥者已緩刑獲釋，甚至重操舊業。 
    安徽一家醫藥企業的部門負責人楊雪瑤介紹，自2008年開始我國就實現了藥品的電子監管，就是在藥品的最小包裝上賦以電子監管碼，通過藥品的這一“身份證碼”，在中國藥品電子監管網上可追溯其從生產企業出廠后的流程。但目前監管并未延續到藥品的銷售終端藥店和醫院，藥品追蹤監控半途而廢。如果全環節都納入電子監管，對防范假藥將會起到一定作用。 
    （應當事人要求，醫生鄭毅為化名）